“中国比较文学云讲堂” 第二季（2021）第四讲全记录（附第五讲预告）
中国比较文学云讲堂
第二季（2021）第四讲全记录
2021年6月9日19时，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与大连外国语大学承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云讲堂”第二季第四讲在线上成功举行。主讲人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陆建德教授带来了“关于‘认同’观念的思考”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由南京大学程爱民教授主持，在腾讯会议和B站平台同步直播。
陆建德教授
此次讲座，陆建德教授从群体性描述、本质主义、认同政治和民族主义几个方面一一谈论了认同问题，其中还谈到了中国文化本位建设，指出我们要打破群体性认同的桎梏，发展个人的独创性。同时，陆教授还提出我们要从历史的维度中去探讨认同，跳出某个狭隘的认同，淡化认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讲座伊始，陆建德教授谈到了群体性描述这一话题。在陆教授看来，群体性描述即比较文学里的派别问题，而实际上，这背后牵涉的是认同问题。文学界中会形成不同的派别或者说族裔，这些族裔有各自的认同。以族裔为中心也是现今一种讨论文学的方式。但是关于群体性特征的很多描述，美籍学者萨义德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察个体，考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然后再去研究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本质主义是和群体性描述密切相关的。很多时候，人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首先会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假设，即某个特定的群体会有一个基本上不变的、超越历史的、不受社会进程影响干扰的本质。因为群体当中有了同样的本质，群体成员看待所有问题就有了高度的相似性。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混杂的，纯粹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萨义德是批判本质主义的一个代表，他同时也批判原教旨主义和基要主义。萨义德曾指出，凡是超越历史进程的范畴，便可能被人认为是神圣的，但这些范畴实际上是被建构起来的。在民族或者其他种类的社群中，有很多词汇，比如“欧洲人”“非洲人”等，这些泛泛的、带有暗示性、概括性的词，其实都是被人们建构起来的，它们表达了一个群体的共性，即一个民族共有的特点，或者共有的偏见、固定的思考习惯。这些群体性的特征形成了民族或社群的边界和藩篱，人们在里面似乎无从逃脱。我们不能否认群体之间会存在一些共性，我们亦不能否定群体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共性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而且大量的共性边界是应该拆除的。我们尤其要强调个人的差异和独创性，因为创新很多时候就是要靠个人的独创。我们要更多地看到个人的差别，注意到个人特性的存在，然后给予这种个人特性充分的成长空间。这样才可能跳出文学研究上本质主义的陷阱。陆教授也谈到了认同政治。一谈到认同政治，人们就非常容易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他们会强调自己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个价值体系是有边界的。但是陆教授指出，我们的价值体系是开放的、多元的、混杂的。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提出，知识分子不应该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问题，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这种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主的价值，即这种价值是跨地域的，用现代话来表述就是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在群体或民族认同的共识中，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即超出民族的范围，从更广泛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这样才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绝不意味着失去历史的特殊性，而是为了防止在一个地方所受的迫害与教训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者违反。其实，在萨义德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了这种超越自己所属的小群体的认同政治的思想，他希望保持一种独立的、对抗性的批判意识。他自称是“流亡者”，因为他出入于各种文化，而又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这是对于身份认同的一种打破，同时也是一种“越界”。在批评话语体系和比较文学中，“越界”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如果存在一个特别明确的藩篱和边界，此时越界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但是萨义德是提倡越界的，他认为有了越界，人才能从一种文化跨越到其他文化。如果人们不属于任何文化，置身于各种文化之外，也就是萨义德所讲的理想的流亡状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的或者说后现代的事实"。在对“越界”的看法上，12世纪萨克森的一位僧人——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和萨义德是相似的。雨果指出，人如若要进德修业，就必得改变对可见的非永恒事物的态度。他还说，把整个世界都认为是异乡的人，才是完善的人。雨果对认同政治持批判态度，他强调自己没有固定的身份，强调自己是一个文化“流亡者”。虽然萨义德是反对认同政治的，但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还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如果没有民族认同，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强大的群体战斗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认同还是必要的。但萨义德也指出，这些原来被压制的民族独立以后，新产生出来的原教旨主义、本质主义是存在危险的，一定要警惕。否则，这些民族独立了以后，最终会走上一条压制道路，最终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民族独立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随后，陆教授又讲到了民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他认为关于民族主义有很多预设，但这些预设是应该受到推敲的，有时候这种预设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奥威尔在对未来的想象中，看到了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凡尔赛合约》签订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在这种畸形的民族主义下，个体消失了，只剩下群体，即法西斯主义，历史之可怖不言而喻。
在193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文化本位建设运动，当时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有一种文化本位，不应该忘掉我们的认同。而现在，学界对于这场运动是多有批判的。所以，对于民族文化，我们还应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文学上我们要热衷于做比较，要对外国文学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翻译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比较文学的学者，这就使得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形成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互动，这是一个可喜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量作家的认同是开放性的，他们立足于中国，而眼光则投向世界各处，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的公民。接下来，陆教授指出我们要从历史的维度中去探讨认同。群体的认同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历史过程中慢慢产生的。比如谈到中国的文化价值，我们也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过程中，一些观念消失了，一些观念则继续存在。这些继续流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自身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地，认同也是随着历史一直在发展变化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一些先进人士跳出了狭隘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发出自己的声音。梁启超曾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淡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甚至是仇恨。中国正是在“中华民族”这个新认同的统领下，走出了民族之间这种仇恨、报复的恶性循环，走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虽然“中华民族”这个认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高度，但在当下，我们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如何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个挑战；怎样讲好中国的故事，尚未形成一个现成的模板。我们在强调共同价值的同时，又希望自己的文化得到关注、自己的文化能够走出去。这种时候，我们更要强调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共性。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文化的发展就是多元混杂的，这使得我们的文化有着一种强健的生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强调淡化民族认同，尤其是在学术界和国际舞台上，要更多地讲文化之间的交融、文化的混杂以及继续交流的必要，而不要把有些特点本质主义化。有一些差异尚可强调，但不要把差异本身本质主义化，否则就容易在文化双方之间竖起一道墙，这道墙最终是不利于交流的。
宏观上看，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文化之中，所以这些文化是大有共同性的，交往的空间也是很多的。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在谈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时，就会对认同政治保持警觉，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它，最终使我们的文化在融汇了各种各样的“血液”之后，生长得更加强劲，在世界文化大花园里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
讲座最后，陆教授指出，在谈当今比较文学的关键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一种历史的维度中去探讨，再加入一些新的考量因素，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气象。随后，陆教授与师生进行了精彩的在线交流问答。
主持人程爱民教授总结陆老师今天讲的内容很多，其中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是群体性的认同和个体性的认同，或者说是群体和个体的矛盾问题，这是认同上的一个矛盾问题。认同的另一个矛盾则是焦虑，有焦虑才有认同，没有焦虑，认同也不大太容易会产生。所以陆老师讲了身份认同，也讲了身份认同政治。并且陆老师非常集中地用了两个案例来讲，一个是萨义德，另外一个是康拉德的《台风》，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宏大的叙事，用一些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来论述清楚了。谈怎么越界，什么是越界？用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好懂的话说，就是跨界、跨学科、跨文化。
那么实际上，陆老师认为群体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但是群体的认同不能限制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人的发展。同时他还讲到教育，这些可能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向的，但是我们也赞成，认同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我还觉得它是混杂的、流动的。就像identity一样，它是一种becoming，不是一种being。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认同的，有的是显性意识，有的是潜意识。我认为群体的认同是存在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群体的认同不能去限定，或者说不要走到限定个性化发展的境地中去。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认同，它都具有阶段性、历史性和流动性。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网友“团团软软的小龙珠”问陆老师对身份政治是怎么看的？是否可以视为某种本质主义？
陆教授答我觉得身份政治在美国有时候是为了要提高一些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应该由谁来代表，这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可能讲得多一些，它是有一个特殊的美国文化背景的。我们做比较文学，比如说大家会提到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法国流派、美国流派等等。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法国有这么一个派，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这些法国学者会自然而然比较关注平行或者影响，美国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作为一个目标。我觉得比较文学有一点很不幸，就是后来的人写文章的时候会把这些学者归为一类。其实不管哪一个国家，比如说英国浪漫主义，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在写自己的，而“浪漫主义”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如果有一些法国学者，他们呈现出一些特点，这个事是自然形成的，然后美国学者也是自然形成。实际上可能慢慢地我们就会知道关于比较文学的教科书上这样写，这是简单的归纳。如果我们真去看具体的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是不一样的，不能就简单地把他们归为一类。比较文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学科，我们好好地去做，就是少一点焦虑，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更多的自信。
河南师大老师问在增强民族自信和树立民族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旋律下，如何平衡认同和不同的关系？
Amy 问我们还比较认同西方文化，可是如何让西方人认同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陆教授回答以上两问我自己对中国文学这些可能知道的还不多，我们不能很轻易地就说“中国文化”这几个字，它背后的内容太丰富了。因为里面的内容极其丰富，极其复杂，不能把它简单化，对自己的文化是这样，对其他地方的文化也是这样。我们要满怀兴致地投入到自己的读书过程中，有时候对于一些宏大的观念，不妨保持一些距离。要尽量多地去学习，然后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知识的大海，同时也要有牛顿一样的谦卑。就像大海边上有这么多的贝壳，我们现在仅仅是捡起了一片而已。其实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特别短，才100多年，原来很重要的都是其他的观念。那么有一些新出现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样发展来的，要去追溯它的历史，要讨论它产生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要越具体越好。
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会不自主地裹挟在某种民族主义情绪中，然后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政治激情，但是这种激情，比如说宗教的激情，或者是阶级的激情，民俗的激情，这些激情本身是来源于群众的自觉的，那这有可能就令知识分子的思考就不再独立。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让政治激情渗入到写作当中，如何承担起关心政治的责任呢？
陆教授答政治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公共的事物其实都是政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政治，不要变成非常狭隘的一个内容，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的成长。比如说大家去看马克思他们是怎样参与公共讨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关于世界各种各样的问题，讨论的内容特别多，包括中国问题。那么我们有了宽泛的观念以后，我觉得有时候要防止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对实际世界的了解不够，然后就容易被一些宏大的观念来替代切切实实的思考。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在提出一些宏大问题的时候会有些焦虑。徐雯有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焦虑，就好像在焦虑，我们要为国家做什么。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想法，但是我分析了T.S.Eliot说的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自己做的小小的事情，同时又不把它看得十分重要。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自然而然地就会很强大。我们就会有很多好的工匠，出现很多实干家。我觉得这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现在还在摸索的过程中。
网友“9527”问陆老师您强调了认同的历史性，想请问一下，如果从时空的横截面来看，能否认为认同一直存在，还是说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产生，或者说从隐性变成显性，比如感到身份焦虑，或者面对外界的灾难和威胁，我们就会趋向认同，产生对群体的依附或归属感？
陆教授答其实“认同”这个词，我自己一般是不大愿意用的，我打出认同的招牌实际上是想说这种群体性的描述。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这种群体意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到了，其实民族的意识是出现得很晚的。有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比如说“民族”这个词，我们起初把它翻译成英文，翻不好，后来就不翻了，最后就用“民族”的汉语拼音表示。在不同的时空里面，这种群体的身份其实都是在变化的。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他们强调哪一年叫同年，比如说哪一年是一起进中举的，然后哪一年是一起成为翰林的，后来也有一些我们就叫同乡。但是这种意思现在慢慢淡化了。其实很多范畴都可以淡化一下，我觉得一旦我们把这种大的范畴、这种概念淡化了以后，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如此丰富。要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给他贴个标签，南京人、江苏人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准确的，没什么用。这种标签也是萨义德不大喜欢的，所以他会看到丰富的这种个性。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也学学萨义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会思考的人。
网友提问文化创新和融合有什么启示？
陆教授答我觉得创新不应该是提出一个口号，比如说一篇文章它是有新意的，但是没有创新两个字，然后有一篇文章它都是讲创新，但是文章没有创新。所以创新是说，我们思考任何东西都要有独特性，至于“创新”这个标牌是可以去掉的。如果真的要在文化上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投入去做，是不是创新，不要在乎。然后在文化上的融合，文化实际上永远是融合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彻底跟其他的文化隔绝开来的，如果彻底隔绝开来，就无法交流，那么连翻译也无法做了。实际上任何文化不管使用什么语言，我觉得总是可以交融的。
特别鸣谢以下大连外国语大学师生：
本讲记录文字整理：安晓燕；文字校对：姜缘辰、江敏、李洁；图片素材及海报设计：蒋湘陵；腾讯会议及B站直播：黄波、余俊霖。
第五讲预告
主讲人
曹顺庆教授（四川大学）主持人
徐新建教授（四川大学）主题
比较文学变异学时间
2021年6月26日（周六）19：00（北京时间）方式
腾讯会议+B站直播主讲人简介
曹顺庆，1954年生，复旦大学毕业，考入四川大学，师从杨明照教授，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个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工程《比较文学概论》主编，首席专家。多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出版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成功建构，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比较文学是研究文学横向发展的学科理论,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文学的发展有纵横两条线，各国文学史主要是谈文学的纵向发展，文学理论也总结了纵向发展的规律，例如中国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通变”理论、西方贺拉斯论述的古今之争。比较文学是注重横向发展的学科，但是之前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主要注重“同”，即注意同源的影响关系与类同的“打通”与对比。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了文学横向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即变异理论，弥补了文学横向发展理论的不足，推进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建设。比较文学变异学是研究文学、文化、文明横向交流与阐释变异的规律，研究人类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创新规律的学科理论。
讲座主要内容包括：比较文学是研究文学横向发展的学科理论；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国话语的世界亮相；变异学的文化背景；变异学的主要贡献；文化与文学的变异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参与方式本场讲座采用腾讯会议+B站直播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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